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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少年游第八十一章归零(第1/2页)
火车进站的时候，雪刚开始落。
起初只是车窗外偶尔掠过去的一两点白，落在玻璃上便化成水，江遥盯了几分钟，甚至不能确定那究竟是雪，还是列车高速穿过空气时卷起来的什么东西。等车真正慢下来，站台顶棚、远处灰白的楼沿和铁轨之间那些平时最容易积灰的缝隙里，才陆续显出一层极薄的白。广播重复了两遍到站信息，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低头确认手机、证件和那支原既白骑了六公里送来的签字笔都在，才随着人流往车门走。
全国决选结束以后，她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再把“前五十”三个字反复放在脑子里了。刚进训练营名单的那几天，亲戚比她兴奋得多，电话里不断有人问保送、问燕大、问以后是不是就不用参加高考了。奶奶甚至认真计算过，既然大学大致有了着落，高三剩下的那些卷子是不是可以少做一点。江遥解释过几次，后来索性不解释。她自己反倒是在决定继续走下去以后安静了许多。全国第六十三、第二十八、综合第四十八，这些数字在澄州的时候像三块刚烧红的铁，走到哪里都带着温度；过了几个星期，它们慢慢凉下来，成了简历上三行已经发生过的事实。
训练中心离燕大不远。接站的大巴从高架下来时，有人认出了远处的校门，车里立刻有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前排有人趴到玻璃上拍照，还有人说自己夏天来过，知道哪一栋楼里有全国最好的低温实验室。江遥坐在靠窗的位置，也顺着他们指的方向看了一眼。雪还没有积起来，校园外的树枝都是黑的，围墙后面几栋楼露出屋顶，看不出和别处究竟有什么不同。她当然知道自己大概率会来这里，甚至在《去留》之后，这个选择已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具体。但当它真的隔着一条冬天的马路出现在眼前，她反而没有想象中的激动，只觉得那几栋楼离得很近，近到第二个红灯亮起时就被甩到车后去了。
宿舍四人一间。江遥进去时，靠窗的一张床已经铺好了，床边蹲着一个女生，正试图把一只明显太大的行李箱塞进床底。她试了两次，箱子的轮子每次都恰好卡在铁架上，第三次终于放弃，坐在箱子上抬头说：“如果我连这个都建模失败，我觉得训练营不用参加了。”
她叫简宁，来自西边一个冬天比这里冷得多的省。另一张床的主人韩思遥比她们早到半小时，已经把桌上仅有的两个插座分出一个六孔插排，还很认真地用胶带在自己的充电器上写了名字。江遥看见“思遥”两个字时愣了一下，对方也笑：“我一路上已经被叫了两次江遥。以后老师喊‘遥’，咱俩都别急着答。”
剩下一个床位到晚饭前才有人来。三个人谁也没有立即讨论成绩。事实上，在这种地方问“你全国第几”跟在普通班第一次见面问“你期中考多少”差不多，不能说不正常，却多少有点用力过猛。她们先讨论暖气太热、洗澡水几点以后会变凉、食堂哪扇门离宿舍最近，又研究了一会儿训练中心发的那只搪瓷杯究竟能不能直接泡方便面。直到简宁拆开行李箱，从最里面拿出一袋家乡牛肉干，韩思遥才一边撕包装一边说：“我妈让我带十袋，说这里全国五十个人，我如果混不到国家队，至少可以混出四十九个人脉。”
江遥笑得差点呛到。
晚上七点是第一次全体集合。五十个人坐满一间不大的阶梯教室，没有欢迎横幅，也没有人专门讲他们有多优秀。负责训练的周老师看起来五十岁上下，拿着一叠临时卡片进来，第一件事是让所有人把原来的号码牌摘掉。全国决选时，每个人的胸牌上还印着省份和参赛号，这一次只有名字，背面是一串随机生成的测评编码。
“过去的成绩我们有。”周老师说，“但第一次诊断阅卷不用。卷子只认编码。”
后排有人问：“完全匿名吗？”
“理论卷匿名，实验评分没办法完全匿名，设备总不能蒙着脸做。”周老师把最后几张卡片递下去，“但评委不会因为你全国决选排过第几多给半分。进了这个门，原来的名次暂时没什么用。”
他说的是“没什么用”，不是“全部归零”。江遥低头把自己的编码看了一遍，觉得这个说法反而准确。她手上那几个因为实验训练磨出来的薄茧不会消失，去年差四分落选的记忆也不会消失，澄州那五个小时里她学会的那些克制更不会因为换了一栋楼就自动清空。能被清掉的只是别人看她时最方便的那一行数字。
第二天上午是理论诊断。
四个小时，四道题，一百六十分。
第一题并不偏，甚至比全国决选里某些题目更像传统竞赛题。江遥做得很快。第二题是一套带有限制条件的热力学过程，中间有一处参数变化会使前面常用的近似失效。她写到第三页时停了下来，把已经展开的一大段计算划掉，从条件起点重新检查了一遍，最后换了一条更笨却安全的路径。要是一年前，她大概会因为已经走出一个漂亮形式而舍不得退；现在她划那几行字时只是有点心疼纸。
真正让她坐直的是第三题。
题目给了一个由许多相同单元构成的系统。单个单元的行为非常简单，相邻单元之间只有一种局部作用，可一旦数量变多，系统便会在某个参数附近突然出现整体状态变化。题目没有告诉考生该用什么表示，也没有把所有变量直接列好，只给出几种条件下的现象和两个特殊极限，让人自己建立描述方式。
江遥第一遍读完没有动笔。
考场里已经响起密集的翻纸声。有人开始列方程，有人在草稿纸上画图。她却把题目从头又看了一遍，目光停在两个乍看之下并不重要的现象上：当系统尺寸改变时，转变点附近的波动宽度也在变；而边界条件换掉以后，远离转变区域的行为几乎没有变化，真正敏感的只是很窄的一段。
她先在草稿纸上画了几个点。
接着又画了一条并不存在于题目中的轴。
那一瞬间她甚至有一点熟悉的兴奋。不是因为她已经会做，而是因为原来散在题目里的几个现象忽然像被某种东西牵到了一起。她试着不用每个单元的具体状态描述系统，而找一个能够表示整体“偏向”的量，再去看它如何随着控制参数变化。这样一来，题目的前两问几乎自然地落了下来，第三问里那个看似突兀的尺寸效应也出现了可以理解的方向。
她写得越来越快。
写到最后一问时，那种危险的顺畅感又来了。
她提出了一个尺度关系。式子很漂亮，两个极限都对，趋势也对。过去的江遥很可能会在这里继续往前，把它当成已经找到的规律。但她盯着那条式子看了一会儿，忽然想起省队实验室里那几个被她保留下来的异常点，又想起澄州那条来回扫描并不重合的曲线。
她在式子下面加了一行：
“以上关系需要假设关联长度在此区间内只有一个主导尺度；题给条件不足以证明。”
停了几秒，又把原本准备写下去的结论删掉了一半。
这让答案变得不那么漂亮。
她却没有再补。
第四题反倒把她卡住了。那是一道技巧性很强的综合题，入口藏在一个她并不熟练的变换里。她试了两种表示都走得很远，直到剩下四十分钟才意识到最省时间的做法其实是一个训练中见过却一直没有真正练熟的标准技巧。等她重新开始，时间已经不够。最后两问只完成一问半，铃响时她刚把一个中间式子写到等号右边。
交卷后，教室里没有谁立刻表现出如释重负。
五十个人从不同省份走到这里，早就过了“考完马上对答案就能判断自己第几”的阶段。走廊上还是很快分成了几个小圈子。有人争第一题最后一个符号，有人已经在讨论第四题第二种做法。江遥刚走到饮水机边，陆徊就从后面叫住她：“第三题最后那个尺度，你写死了吗？”
“没有。”
“你没写？”
“写了个条件。”
陆徊把纸杯接满，皱着眉回忆：“我直接推了。”
“你推出来了？”
“推出来一个。”他说，“现在不知道是我推出来的，还是我想让它被推出来。”
江遥笑了一下：“那挺危险。”
陆徊瞥她：“你现在说这句话很有实验室老人的味道。”
许观澜正好从旁边经过，听到最后半句，停下来问清他们在说什么。她想了几秒，说自己用了另一种处理，把尺寸依赖藏进无量纲参数里，但也没有完全证明唯一性。三个人站在饮水机旁边又说了几分钟，直到后面有人端着杯子等得不耐烦，才发现已经堵住了整条走廊。
江遥回宿舍时没有给原既白发“考完了”。他们早就不再把联系做成每天必须完成的动作。直到晚饭后，她坐在窗台边，看见外面的雪终于开始真正积起来，才拍了一张照片。照片里宿舍楼下停着两辆自行车，车座已经白了一层，远处有人撑着伞跑过。
原既白过了二十多分钟才回。
“我们这里没下。”
又过了一会儿，他补了一张照片。是摊在桌上的一套数学卷，旁边放着一杯已经凉了的水，最上面一道题被红笔改了两次。
江遥问：“错了？”
“不是。第一种解法太长。”
“第二种呢？”
“更长。”
她看着屏幕笑了半天，回了一个猫从窗台掉下去的表情。
原既白没有问她理论考得怎么样。她也没主动说。
第三天是实验。
如果说一年前的江遥进入实验室时最怕的是自己看不出规律，现在她更警惕另一件事：太早看出规律。
上午第一项装置并不陌生，难的是仪器并不是省队训练时用惯的型号。旋钮的位置、探头响应时间、标尺精度都不一样。她拿到器材以后先花了几分钟做了一件去年绝不会优先做的事——不测正式数据，只让输入量来回改变，看看设备自己有没有记忆。
第一次上升和下降的曲线没有完全重合。
差异很小。
她又做了一遍。
还是有。
旁边一名考生已经开始正式记录，仪器笔尖在纸上连续划动。江遥没急，换了两个变化速度，再试了一次，终于确定其中有一部分偏差不是随机噪声，而和扫描方向、停留时间有关。她在实验记录最前面单独标了一段，后面的数据处理也没有把这部分强行塞进理想模型。
第二项却做得不顺。一个接触点在中途出现轻微漂移，她最初以为是材料本身随温度变化，花了十几分钟试图解释，后来才发现探头固定得不够好。重新处理以后，前面一部分数据必须作废。她没有慌，但时间被实实在在吃掉了。最后的误差分析只写到一半，铃声响时，监考老师从她桌边收走记录纸，她下意识还按着纸角，停了一秒才松手。
走出实验室，陆徊在门口拧矿泉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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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他问。
“坏了一次。”
“设备？”
“我。”
陆徊点点头，居然显得有点满意：“那还行。我以为你终于要变成实验机器了。”
江遥踢了一下他的鞋尖：“你很失望？”
“挺失望的。竞争对手最好有明显缺陷。”
他们一路往食堂走。雪已经停了，训练中心把主路扫得很干净，两边没有扫到的地方却积了厚厚一层。前面有人突然蹲下抓雪，团了半天，砸向同伴时才发现雪太松，飞到半空就散掉一半。被砸的人回头追，两个刚刚还在讨论电桥误差的人绕着一棵树跑了三圈，被教练隔着窗户喊了一声才停。
食堂里的菜比学校贵，也没有更好吃。韩思遥夹了一块红烧鱼，研究半天，小声说：“如果国家队伙食一直这个水平，我觉得这可能是选拔的一部分。”
简宁说：“测生存能力？”
“测你在低信噪比条件下识别蛋白质的能力。”
江遥刚喝进嘴的一口汤差点喷出来。
下午没有考试。理论卷还在阅，实验成绩也没汇总。训练中心安排了一场讲座，讲的并不是任何一道竞赛题，而是一位老师年轻时做失败的一个实验。他花了大半个小时解释当年他们如何围绕一个漂亮结果写了整套解释，后来换了一个实验室、换了一批器件，结果全部消失。真正的问题最后被追到一个不起眼的连接材料上。
讲座最后没有总结“科学精神”。
老师只是把当年那张错误曲线和后来的曲线并排放在屏幕上，说：“第一张更好看。”
下面有人笑。
“所以当时我们特别舍不得。”
江遥没有笑得很大。
她盯着那两张图看了一会儿。
晚上结果仍然没有出来。
五十个人明显比白天躁动，却又都装作不太在意。公共活动室里不知道谁翻出一副磁性围棋，陆徊和沈策坐下来下。沈策来自另一个省，话不多，做实验时却出了名地快，他执黑走了十几手以后，旁边已经围了七八个人。江遥本来只是路过，后来也站住了。她围棋水平远不如原既白，只能看懂大致强弱，偏偏越是看不清，越觉得那群人的反应有意思：有人只盯局部死活，有人每走一步都先抬头扫整盘，有人明明算得很深，却总在最直接的地方失手。
陆徊中途长考，韩思遥等得无聊，撕开一包方便面干吃。碎屑掉到棋盒里，她赶紧伸手去捡，结果碰歪了三颗棋子。
“别动！”围观的人一起喊。
她手僵在半空：“我觉得这可以测试你们对初始条件扰动的鲁棒性。”
沈策抬头看了她一眼：“那你再扰一下试试。”
活动室里笑成一片。
江遥也笑。她突然觉得这群人和她原来想象里的“全国最强五十个高中生”不太一样。没有人一直聪明。有人找不到自己的袜子，有人把洗衣液当柔顺剂倒了一整盖，有人一道题可以做三页，却记不住宿舍门卡放在哪里。最奇怪的是，当所有人都足够强以后，“聪明”本身反而没那么显眼了。区别开始出现在一些很小的地方：谁碰到陌生东西先找熟悉套路，谁愿意多看一分钟；谁对错误愤怒，谁会兴奋；谁特别快，谁特别慢；谁喜欢把事情压成一个式子，谁一定要先画图。
她不知道自己属于哪一种。
至少还不知道全部。
第四天傍晚，成绩贴出来。
不是在手机上，也没有群通知。吃完晚饭回宿舍的路上，有人从教学楼跑出来，说一楼大厅已经贴榜。原本还散在路上的人一下子换了方向。江遥跟简宁、韩思遥走进去时，公告栏前已经挤了三层人。
她没有立刻往前钻。
五十个人，其实一眼就能看完的表，被人头挡得只剩下一角。最先出来的是几个已经看完的人，有人面无表情，有人迅速掏手机，也有人嘴里说着“果然”，不知道是在高兴还是失望。江遥等前面空出一点，才往前走。
表格有四列。
编号，理论，实验，总分。
后面是三个名次。
她先找到自己的编码。
理论：116/160。
第20。
她的目光停了一下。
实验：74.5/100。
第15。
总分：190.5/260。
第16。
江遥从第一列重新看了一遍，确认没有看错。
没有巨大的失落，也没有突然的兴奋。第十六这个位置和全国决选第四十八带来的感觉完全不同。第四十八当时是一扇门，她站在门槛最边缘，名次本身直接决定能不能继续。这里的第十六什么都没有决定。它只是告诉她，在重新组合过的一套题、五十个已经穿过上一扇门的人里，她此刻大致站在哪里。
陆徊从另一边挤过来，也看见了她那一行。
“实验十五。”他说。
江遥看他：“怎么？”
“我以为你要更高。”
“第二项坏了。”
“你坏了？”
“对。”
陆徊笑了一声，没有继续问自己的成绩。他往理论那一栏指了指：“第三题多少？”
“还不知道分项。”
“你肯定被扣了。”
“为什么？”
“你最后没敢写死。”
江遥想了一下：“那也可能因为没写死少扣。”
“明天看卷。”
他们让开位置给后面的人。简宁还站在榜前，韩思遥看完以后回头做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表情，像是既满意又想骂人。几个人没有马上回宿舍，而是去自动售货机买热饮。机器只剩下一种过甜的奶茶，江遥喝了两口便不想喝了，拿在手里暖手。
第二天上午讲评，她才知道理论的分到底丢在哪里。
第一题三十八，第二题三十二，第三题三十四，第四题十二。
第三题批注最多。
前半部分，她重新选择整体变量的做法得了很高的评价。阅卷老师甚至在边上写了一句：“表示自然。”真正扣分的地方恰恰在最后：她意识到那个尺度关系需要额外条件，却没有继续问还能不能从题给信息中构造出更弱、但可以严格成立的结论。她避免了错，却也停早了。
讲评老师把几个匿名答案投到屏幕上，其中一个就是她的。
“这个答案很有意思。”老师说，“他——或者她——前面做了一件比题目要求更重要的事：换了表示。换完以后，三个现象变成一个问题了。”
江遥坐在第三排，没有动。
“但是到了这里，”老师用激光笔圈住她最后那两行，“发现自己的猜想没有被证明，于是刹车。刹车是对的。问题是，刹完车以后呢？”
教室里安静了一会儿。
老师把激光笔关掉。
“研究里经常没有标准答案告诉你下一步。不能因为最漂亮的结论证不出来，就只写‘条件不足’然后回家。你得问，现有证据到底还允许我走多远。”
江遥低头翻到那一页。
那两行字昨天看起来很谨慎，现在却忽然显得有一点过于整齐。她过去最大的毛病，是从几块碎片里长出一个过大的世界；这一年她学会了把脚踩回地面。可脚踩回地面，并不等于以后只能站在那里。
中午她把成绩发给原既白。
只发了三行。
“理论20。”
“实验15。”
“综合16。”
原既白那边隔了十几分钟才出现“正在输入”。
最后发来的却不是评价。
“第三题是哪道？”
江遥愣了愣，把题目大意说给他听，又说自己换了整体变量，最后猜到一个尺度关系，但觉得条件不够，所以停了。
原既白问：“你最喜欢这题？”
“嗯。”
“也是你被扣得最多的一题？”
“不是最多。第四题更惨。”
“那不算。第四题是不会。”
江遥盯着屏幕，忍不住笑。
她回：“你最近越来越不会聊天。”
原既白：“谢谢。”
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来一句：“如果条件不够，能不能找最弱的那个条件？”
江遥手指停在屏幕上。
这个问题和上午老师说的并不完全一样，却从另一个方向碰到了同一个地方。她在草稿纸上随手写下“最弱条件”四个字，写完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想第三题了。
窗外又下雪了。
训练中心午休时间很短，宿舍里有人睡觉，有人还在对卷。韩思遥趴在桌上吃泡面，热气把眼镜熏得全白。简宁在床上翻一本薄薄的习题册，看到江遥又摊开草稿纸，问她：“你不睡？”
“想一下。”
“想昨天的题？”
“嗯。”
韩思遥把眼镜摘下来擦：“你们这些人很可怕。题都考完了还追杀它。”
江遥说：“它也追杀我。”
下午第一节课，周老师没有发新卷。
他让助教把五十个人分成十组，每组桌上放一个牛皮纸袋。所有人坐好以后，他才说，接下来三天不会再有完整的标准竞赛题。
有人问：“做什么？”
“袋子里有材料。”
“什么材料？”
“自己看。”
“问题呢？”
周老师说：“没有。”
教室里第一次真正安静下来。
江遥低头看桌上的纸袋。袋口用一根细棉线绕了两圈，外面只写了组号，没有题目，没有分值，也没有“证明”“计算”或“求出”之类的动词。
周老师等了一会儿，才补充：“明天这个时候，每组先告诉我们，你们认为这里面有什么问题值得问。不是答案。先是问题。”
有人已经伸手去拆袋子。
江遥没动。
她忽然觉得，比起昨天公告栏上的第十六名，这只什么都没写的牛皮纸袋更像训练营真正的开始。
旁边的韩思遥把方便面汤推远了一点，怕溅到材料上。简宁解开棉线，袋口刚打开，一小叠没有标题的数据纸滑出来，最上面一页只有两列数字和几个被人用铅笔圈过的点。
江遥拿起来，看了第一遍。
然后又看了一遍。
窗外有人在铲雪，铁锹刮过水泥地，发出一阵很长、很普通的摩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