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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8章唐高宗晚年(第1/2页)
上元二年，即公元675年，四月，正是洛阳暮春芳菲、西苑景致最盛之时。唐高宗李治携皇太子李弘，一同游幸洛阳西苑中的合璧宫。合璧宫本是高宗时期专为皇室游宴避暑营建的离宫，殿宇精巧、水景环绕，绮云殿更是宫中临苑观景的核心殿宇，平日里便是太子随侍高宗、商议琐事、休憩小坐的常处。
谁也未曾料到，一场看似寻常的伴驾之行，竟成了太子李弘的绝命之旅。在绮云殿内，李弘不慎饮下暗藏剧毒的酒浆，毒发迅猛，御医仓促施救却回天乏术，这位素来仁厚、深得高宗期许的储君，骤然暴毙于合璧宫中，年仅二十四岁。
李弘之死，对本就身患风疾、精神孱弱的唐高宗李治，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李治自登基以来，便极为器重这位嫡长子，李弘早立为太子，生性仁孝谦和、体恤民情，曾多次为受牵连的皇室宗亲求情，也常劝谏高宗宽减徭役、抚恤百姓，朝野上下皆对其寄予厚望，视之为李唐江山最合适的继任者。骤然丧子，且是丧送储君，李治悲痛欲绝，全然不顾历朝历代的礼制规矩，做出了一件史无前例的举动——追尊已逝太子李弘为皇帝，赐谥号“孝敬皇帝”。
这一举措，是中国古代皇权礼制上绝无仅有的特例：父亲尚在帝位，却追尊已故的儿子为皇帝，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李治对这个早逝的儿子，倾尽了最后的温情与尊崇：下旨以天子之礼，将李弘厚葬于洛阳郊区的唐恭陵，陵墓的规模、建制、陪葬规制，完完全全比照当朝皇帝的标准执行，丝毫没有因他是故太子而有半点减损；同时诏令满朝文武，全部依照为皇帝服丧的礼制，为李弘服丧三十六日，举国举行规模盛大的国葬，以示哀荣。李治还亲自动笔，撰写《睿德纪》碑文，命人刻成巨碑，立于恭陵一侧，字字诉说对爱子的思念与褒奖，让其身后之名永留后世。
唐恭陵的营建，极尽奢华宏大。为了匹配皇帝陵寝的规制，朝廷征调数万民夫，耗费国库钱财以亿计数，整座陵墓占地广袤、神道悠长、石刻森严、地宫繁复，成为整个中原地区规模最为庞大的唐代帝陵。其工程之浩大、劳役之繁重、耗费之巨，甚至远远超过了大唐开国皇帝高祖李渊、一代明君太宗李世民的帝陵。
如此超负荷的徭役与奢靡耗费，最终彻底激起了民间怨愤。天下百姓被无休止的差役逼迫得流离失所、农耕荒废，万千民众厌倦苦役、怨声载道，街头巷尾尽是百姓的哀叹悲泣，史载“万姓厌役，呼嗟满道”。不堪重负的百姓，为了逃避这永无止境的苦役，纷纷拿起石块，砸向督造恭陵的朝廷官吏，以极端的方式反抗暴政，足见当时劳役之酷、民心之怨。
转眼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唐高宗李治的风疾愈发严重，头晕目眩、视物不清、周身乏力，早已无法如常处理繁重的军国政务，身心俱疲之下，他萌生了退位避疾的念头，打算下诏逊位，让天后武则天正式临朝摄政，全权打理天下大事。
此念一出，朝堂震动，宰相郝处俊当即挺身而出，犯颜直谏，言辞恳切又掷地有声：“陛下为何要将天下皇权，亲自交付给天后？这大唐江山，是高祖皇帝、太宗皇帝戎马半生、浴血奋战打下的李氏宗庙江山，并非陛下一人私产。陛下理应谨守李唐宗庙社稷，将皇位代代传予李氏子孙，万万不可将国家权柄拱手让于他人，更不能因一己私情，把天下托付给皇后啊！”
郝处俊的谏言，守住了李唐宗室的底线，也点醒了尚存理智的李治。李治听罢，默然良久，最终打消了逊位让权的念头，摄政一事就此作罢。
可此事，却彻底激怒了野心勃勃、早已暗中揽权的武后。武则天深知，朝中老臣心向李氏，处处掣肘自己夺权，宰相之权更是自己独掌朝政的最大阻碍。她并未显露怒意，而是暗中布局，开始悄无声息地拆解相权：秘密召集大批出身寒门、没有深厚门阀背景的文学之士，如元万顷、刘祎之等人，入禁中编撰书籍。短短时日，便编撰完成《列女传》《臣轨》《百僚新戒》《乐书》等典籍，总计千余卷，以此收拢人心、树立自己的权威；与此同时，她密令这些文学之士，暗中参与决断百官上奏的奏折疏议，绕过三省与宰相，直接承接旨意处理政务，一点点分割宰相手中的实权，慢慢将朝政大权收拢到自己手中，为日后独揽朝纲埋下伏笔。
时光推移至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大唐腹地遭遇了毁灭性的天灾。关中平原与山南地区二十六个州郡，接连遭遇旱灾、蝗灾，粮食颗粒无收，全境爆发特***，身为京师的长安，已然到了“人相食”的人间绝境，饿殍遍地、民生凋敝，昔日繁华帝都沦为人间炼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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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关中惨状，李治无力赈灾，只得在当年四月，仓促移驾东都洛阳。此次出行毫无准备，行程急迫慌乱，随行护驾的士兵粮草断绝，一路上接连有人饿死在道旁，从长安到洛阳的两京官道上，死尸横陈、枕藉相望，饿殍遍野，人相食的惨状一路蔓延，满目疮痍，令人不忍直视。
即便天下已然大乱、百姓流离失所，唐高宗李治却依旧沉湎于封禅盛典的虚妄功业。他早已完成泰山封禅，自诩功盖古今，便想要遍封天下五岳，彰显自己的治世功绩。永淳元年七月，李治执意下旨，在嵩山之南大兴土木，营建奉天宫，为封禅中岳嵩山做准备。
面对君王的昏聩奢靡，监察御史李善感不顾个人安危，公然上疏直谏：“近些年来，天下粮食匮乏，饥荒连年，饿殍遍野，四方蛮夷屡屡侵扰边境，战事不休，陛下非但不体恤民情、休养生息，反而广建宫室、徭役繁重，耗尽民力，天下百姓无不失望心寒，臣实在为大唐江山、为天下万民深感忧虑！”
这道逆耳忠言，最终还是被李治置之不理，他全然不顾民间疾苦，执意营建宫室、筹备封禅。而李善感的这一谏，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自褚遂良、韩瑗因反对武后、力保李唐宗室被贬致死之后，满朝文武畏惧武后的铁血手段，全都以进谏为忌讳，生怕引来杀身灭门之祸，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朝野上下无人再敢犯颜直谏、直言君过。直到李善感此次挺身而出，才打破了这长久的沉默，天下百姓与正直朝臣听闻此事，无不欢欣鼓舞，将此举誉为“凤鸣朝阳”，视之为昏暗朝堂中，难得一见的清明曙光。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李治驾临刚建成的奉天宫，正式准备举行嵩山封禅大典，可大典尚未开始，他便再度重病缠身，卧床不起，封禅之事只能无奈终止。病重之际，李治已然无法理政，只得下诏，命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主持朝政，同时任命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入东宫担任同平章事，辅佐太子处理国事。
随后李治从奉天宫返回东都洛阳，可他的病情已然急剧恶化，病入膏肓，身体极度虚弱，就连朝中宰相以下的重臣，都无法入宫觐见，朝堂内外人心惶惶，局势暗流涌动。
同年十二月，李治自知时日无多，下诏改元，将永淳二年改为弘道元年，意欲布恩天下、祈福续命。在这道改元诏书中，他特意下令：“天下诸州置道士观，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观各度七人”。
彼时大唐全境共计三百五十八个州，依照这一诏令，全国范围内新建、增设的道观，总数已然接近千所，崇道之风被推向顶峰，也耗费了大量国库钱财。
诏书颁布之后，李治本想亲自登上洛阳则天门，也就是应天门城楼，向天下万民宣读赦书、布告改元，可他此时气息奄奄、肺气郁结，连上马登楼的力气都没有，无奈之下，只能召集百姓齐聚殿前，命人代为宣读赦书。
当年十二月丁巳日，即公元683年12月27日，当晚，唐高宗李治在东都洛阳贞观殿驾崩，终年五十六岁，结束了他软弱却又充满波折的一生。
李治临终前，留下最后一道遗诏：身后七日入殓，皇太子李显在灵柩前即皇帝位；自己的陵园营建制度，务必务求节俭，不可奢靡劳民；唯有最关键的一条，为武后夺权敞开了大门——军国大事有不能决断者，请天后处理决断。
李治驾崩后，满朝文武议定谥号，上谥号为天皇大帝，庙号高宗。文明元年，即公元684年八月十一日，武则天以太后之权掌控朝政，将李治的灵柩护送回长安，安葬于乾陵，与日后病逝的武则天合葬一处，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夫妻二帝合葬陵。
而后历经玄宗朝，李治的谥号几经追加：天宝八年，即公元749年，增谥为天皇大圣皇帝；天宝十三年，即公元754年，再度增谥，最终谥号定为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走完了他身后追尊的全部历程。而他留下的幼子李显、权欲滔天的武后，以及那份赋予武后决断军国大权的遗诏，也彻底开启了武则天独掌大权、最终代唐建周的历史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