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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602章血色黎明(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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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六年四月十二日。
上海。
天没亮，法租界宝昌路一带的梧桐树还浸在夜雾里，路灯昏黄，像一只只半睁半闭的眼。街面上没有行人，只有巡捕房的铁轮车偶尔碾过石板路，发出沉闷的辘辘声。
沈砚之站在霞飞路一幢三层公寓的窗前。
窗帘只拉开了一指宽的缝。他透过缝隙往外看，目光落在街对面的弄堂口——那里停着一辆黑色的雪佛兰轿车，车牌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车里的人影模糊，但烟头的红光一明一灭，已经亮了将近一个小时。
“司令，周先生到了。“
身后传来副官赵长庚的声音。
沈砚之没有回头，只说了两个字：“请他进来。“
门开了。一个人影闪进来，中等身材，穿一件灰色长衫，戴圆框眼镜，三十出头，面容清瘦，眉宇间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执拗。他进门第一件事不是寒暄，而是快步走到窗前，顺着沈砚之的目光往外看了一眼，随即倒吸一口凉气。
“他们来了？“
“来了。“沈砚之松开窗帘，“三点钟就到了，两辆车，六个人。不是警备司令部的人，是青帮的打手，杜月笙的手下。“
周先生——周慎之，中共上海区委军委负责人，三天前通过秘密渠道联系到沈砚之，要求紧急会面。沈砚之知道他要说什么。
“今天凌晨一点，闸北工人纠察队总指挥部被包围了。“周慎之的声音压得很低，但每个字都像从牙缝里挤出来的，“二十六军第二师以‘调解工人与帮会冲突‘为名，缴了纠察队的枪。现在消息还没传开，但——“
他顿了一下。
“但什么？“
“但二十六军的人撤走后，青帮的人接了手。“周慎之摘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手在微微发抖，“他们开始抓人了。名单是警备司令部给的，上面有三百多个名字。“
沈砚之转过身，看着他。
“有我们的同志？“
“有。“周慎之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红了，“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同志，昨晚被杜月笙请去吃饭，到现在没有消息。我们的人去打听，杜公馆的人说‘汪先生喝醉了，在休息‘。“
沈砚之的拳头慢慢攥紧了。
汪寿华，二十六岁，浙江诸暨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总指挥之一。三天前，沈砚之在闸北宝山路的总工会见过他一面。那是个瘦高的年轻人，说话带着浓重的浙江口音，握着沈砚之的手说：“沈将军，北伐军打进上海，我们工人出力不小吧？“
沈砚之说：“出力很大。没有你们，上海拿不下来。“
汪寿华笑了，露出一口白牙：“那就好。我们不要别的，只要一条——工人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有罢工的权利。沈将军是革命军人，总不会跟我们过不去吧？“
沈砚之说：“只要是为了革命，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
那双白牙，现在大概已经被打落了。
“白崇禧的二十六军，是蒋介石的嫡系。“沈砚之走到桌边，摊开一张上海地图，手指点在闸北的位置，“他们缴工人纠察队的枪，不是‘调解冲突‘，是动手的信号。“
“信号之后是什么？“周慎之问。
沈砚之没有回答。他走到窗前，再次掀开窗帘一角。
天边泛了鱼肚白。弄堂口的黑色轿车还在，但车里的人似乎换了一拨——前排的司机下来了，伸了个懒腰，露出腰间别着的一把驳壳枪。
“信号之后，“沈砚之放下窗帘，声音很轻，“是清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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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党“这两个字，沈砚之不是第一次听到。
早在去年冬天，他在南昌就听说过风声。蒋介石在庐山会议上，跟李宗仁、白崇禧密谈，提出要“清理“国民党内的地下党人。当时沈砚之以为，这是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两党合作的大局不会变。
但到了今年三月，事情变了味。
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从南昌抵达上海。沈砚之的部队当时驻扎在嘉兴，接到命令“移防松江，监视上海方向“。他没有多想，以为是防备北洋军残余反扑。但三天后，他收到程振邦从前线寄来的一封信——
程振邦在信里说：“介石兄近日与青帮头目往来甚密，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亨出入总司令部如履平地。吾观其行迹，恐有大变。兄在沪杭一线，宜多留心。“
程振邦是直性子，说话不绕弯子。他在信里用了“恐有大变“四个字，已经是很重的判断了。
沈砚之当时就派赵长庚去上海打听。赵长庚回来报告：蒋介石在上海召集了秘密会议，参会的有白崇禧、吴稚晖、陈果夫，还有青帮的杜月笙。会议内容不详，但会后第二天，二十六军就从前线调回了上海。
调兵回上海，不是打北洋军。北洋军早就跑了。
是打自己人。
沈砚之在嘉兴等了整整一个星期，等一个明确的命令，等一个说法。但等来的不是命令，是一纸调令——他的部队被编入东路军序列，归何应钦节制，调往江北“清剿“孙传芳残部。
调虎离山。
他们想把沈砚之的部队支走，然后动手。
沈砚之拒绝了调令。
他以“部队整训未毕，不宜远调“为由，按兵不动。何应钦连发三电催促，他只回了一句话：“将士思归，民心未定，此时北上，恐生变故。“
何应钦不敢硬逼。沈砚之的部队是北伐军中少有的完整建制——三千余人，枪械齐全，士气正旺，打过汀泗桥，打过武昌，打过南昌，是一支硬仗打出来的铁军。动了这支部队，前线军心会散。
蒋介石亲自给他发了一封电报：
“砚之吾兄：沪上初定，百废待兴，兄部驻守松江，关系全局，望善自为之。近日有**分子煽动工人，扰乱秩序，兄当明辨是非，勿为所惑。中正。“
“勿为所惑。“
沈砚之把电报翻来覆去看了三遍，冷笑了一声。
他当然不是“所惑“。他比谁都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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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慎之坐在椅子上，双手捧着一杯热茶，茶已经凉了，他一口没喝。
“沈将军，“他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种竭力压制的焦灼，“我们的人得到消息，今天白天，二十六军会全面接管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所有据点。总工会、工人俱乐部、各工会办事处，全部要被查封。然后就是抓人——名单已经印好了，用的是特别委员会的名头。“
“特别委员会“——蒋介石在上海成立的“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名义上是维持秩序的机构，实际上是清党的执行机关。
“你们有多少人？“沈砚之问。
“上海区委登记在册的党员，一千二百多人。工人纠察队两千多人，但枪只有三百多条，大部分是土枪和梭镖。“周慎之苦笑了一下，“三天前，陈独秀同志还在说‘国共合作大局为重，不可与国民党发生正面冲突‘。现在——“
他没说下去。
沈砚之知道他没说出口的话：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
“你们打算怎么办？“
“能撤的撤，能藏的藏。“周慎之从怀里摸出一张纸条，放在桌上，“这是闸北、南市、浦东三处秘密联络点的地址。如果今天白天情况恶化，我们的同志会往这三个方向转移。我请求沈将军——“
他站起来，向沈砚之鞠了一躬。
“我请求沈将军，在您的防区里，收留我们的同志。“
沈砚之沉默了。
他看着周慎之。这个年轻人，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布满血丝，嘴唇干裂，显然已经一夜没合眼了。他鞠躬的角度很标准，脊背绷得笔直，像一根宁折不弯的竹。
“你的身份，如果暴露了——“
“我今晚就走。去武汉。“周慎之直起腰，“但还有几百个同志走不了，他们手无寸铁，没有路费，没有通行证。二十六军查得严，火车站、码头、公路关卡都有人把守。“
沈砚之走到桌边，拿起那张纸条，看了一眼，折起来，塞进胸口的口袋。
“松江防区，我可以收留一部分。“他说，“但我的部队只有三千人，分散在松江、嘉兴、金山三处。能腾出来的营房有限，最多容纳两百人。“
“两百人够了。“周慎之的眼睛亮了一下，“能救两百人，就是两百条命。“
“还有一条。“沈砚之看着他，“进我的防区，要服从军纪。不许集会，不许散发传单，不许穿制服。换上便装，编入民夫队或者担架队，以‘随军家属‘的名义登记。出了事，我保不了你们。“
“明白。“
“明白就走。“沈砚之走到门边，拉开一条缝，朝外面看了一眼，“赵长庚会安排你从后门走，有暗号。到了松江，找我的副官李德山，报你的名字就行。“
周慎之点了点头，转身要走，又停住了。
“沈将军。“
“嗯？“
“历史会记住今天。“
沈砚之没有接话。他看着周慎之推门出去，脚步声沿着楼梯往下，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楼道的尽头。
历史会记住今天。
他走到窗前，天已经亮了。法租界的街道上开始有人走动，卖早点的摊贩支起了炉灶，蒸笼里冒出白色的热气。弄堂口的黑色轿车终于开走了，但街角又停了一辆新的——这次是军车，漆成草绿色，车身上印着“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的字样。
沈砚之回到桌边，摊开地图。他的手指从上海移到松江，再移到嘉兴，再移到杭州。整条沪杭线，他的部队像一颗钉子，钉在蒋介石的软腹上。
如果今天他公开反对清党，通电全国，以他的声望和部队的战斗力，至少能拉起一面旗。但后果是什么？
后果是内战。是北伐军自相残杀。是北洋军趁机反扑。是刚刚看到一丝光明的中国，重新跌入黑暗。
但如果他什么都不做——
他闭上眼，眼前浮现出汪寿华那口白牙。
“赵长庚。“他喊了一声。
副官推门进来。
“传令：第一营、第二营进入战备状态，枪弹配发到位，但不得出营区。第三营负责营门警戒，对出入人员严格盘查。没有我的手令，任何人不得进出。“
“是。“
“再派一个班，去火车站。不是去拦人，是去接人——如果有穿工人服装的人被军警盘查，能帮就帮，不能帮就记下来，回来报告。“
“是。“
赵长庚转身要走，沈砚之又叫住他。
“长庚。“
“司令？“
“你跟了我多少年了？“
赵长庚愣了一下：“十年。民国六年，您在西南招兵，我投的军。“
“十年。“沈砚之重复了一遍，“十年里，我们打过多少仗？“
“记不清了。汀泗桥算一个，武昌算一个，南昌算一个。小的仗，数不过来。“
“打的都是谁？“
“清妖，袁贼，北洋军，孙传芳——都是欺负中国人的人。“
“今天呢？“沈砚之看着他，“今天如果有人让你打自己人，你打不打？“
赵长庚沉默了很久。
“司令打，我就打。司令不打，我就不打。但司令要是让我打自己人——“他抬起头，目光直直地看着沈砚之，“我打不了。“
沈砚之点了点头。
“去吧。“
赵长庚敬了个礼，转身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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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八点，消息传来了。
不是电报，是逃出来的工人纠察队员翻墙进了法租界，一路跑一路喊：“杀人了！二十六军杀人了！“
沈砚之站在窗前，听见了远处的枪声。
不是零星的枪声，是密集的、持续的、像放鞭炮一样的枪声，从闸北方向传来，隔着七八里路，闷闷的，像远处打雷。
赵长庚跑上楼，脸色煞白：“司令，闸北总工会被围了。二十六军用机枪扫射，工人纠察队只有几十支枪，顶不住。听说已经死了十几个人了。“
沈砚之的手按在窗台上，指节发白。
“还有呢？“
“南市工人俱乐部也被封了。宝山路上有青帮的人在挨家挨户搜人。租界巡捕房关门闭户，不管不问。“
沈砚之转身走到桌边，拿起电话。电话线通到松江营部，他拨了号码，等了十几秒，通了。
“李德山吗？我是沈砚之。听着——从现在开始，松江营区大门敞开，凡是持有上海总工会证件的人，或者自称工人纠察队员的人，一律放行进入。登记姓名，安排营房，不得盘问，不得刁难。如果有人追到营门口，就说‘军事管制区，闲人免进‘。听清楚了吗？“
电话那头，李德山的声音有点迟疑：“司令，上面要是问起来——“
“上面问起来，我担着。“
“是！“
沈砚之挂了电话。
他坐下来，拿起笔，在一张信笺上写了一行字：
“国事蜩螗，民命草芥。余虽不敏，不敢忘义。“
写完，他把信笺折好，装进信封，封了口，写上“程振邦亲启“五个字。
程振邦在武昌，北伐军总司令部。如果沈砚之今天出了事，这封信就是他的遗书。
他把信封交给赵长庚：“派人送去武昌，交给程司令。如果送不到，就烧了。“
“司令——“
“去。“
赵长庚接过信封，走了。
沈砚之重新走到窗前。枪声还在响，比刚才更密了。他看见法租界的街道上，有几个年轻人从弄堂里跑出来，后面追着几个穿便装的人，手里拿着棍棒。年轻人跑到一家店铺门前，敲了敲门，没人开。后面的人追上来，抓住一个，按在地上，拳打脚踢。
沈砚之认出了那些便装——青帮的打手，腰里别着斧头。
他猛地拉开窗户。
“住手！“
声音不大，但楼下的人听见了。打手们抬头往上看，看见三楼窗口站着一个穿军装的男人，肩章上是两杠一星——少将。
“这是法租界，不是你们撒野的地方。“沈砚之冷冷地说，“放了人，滚。“
打手们面面相觑。他们认出了军装，但不知道是哪部分的。法租界里驻着好几支部队，有二十六军的人，有租界巡捕，还有几个小军阀的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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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哪部分的？“一个打手壮着胆子喊。
“国民革命军东路军第二纵队。“沈砚之报出了番号，“我的人正在下来。你们要是还想站着走，就趁现在。“
打手们犹豫了一下，松开了脚下的人，往后退了几步。楼下一个穿长衫的年轻人从地上爬起来，满脸是血，抬头看了沈砚之一眼，转身钻进了弄堂。
打手们也走了。
沈砚之关上窗。
他靠在墙上，闭了闭眼。
外面枪声还在响。闸北方向，黑烟升起来了，被晨风吹散，像一条灰色的蛇，扭-动着钻进云层里。
他想起父亲沈仲山。
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打进北京，父亲在山海关外组织义军，抵抗俄军。失败了，被押到县衙，县令劝他投降，他说：“我头可断，志不可夺。“然后被砍了头，首级挂在城门上，三天三夜。
那年沈砚之七岁，站在城门外，看着父亲的头颅，没有哭。
母亲问他为什么不哭，他说：“哭有什么用？记住就行了。“
记住就行了。
现在他记住了更多——记住了武昌的炮火，记住了汀泗桥的血，记住了程振邦在武昌城墙上中弹时倒下的样子，记住了汪寿华那口白牙，记住了周慎之鞠躬的角度。
他睁开眼，走到桌前，拿起电话。
这次他拨的不是松江，是上海警备司令部。
电话通了。
“找白崇禧。“他说。
“白总指挥不在——“
“那就找前敌总指挥。告诉他，沈砚之有要事相商。“
等了大约五分钟，电话那头换了一个人。声音粗哑，带着浓重的广西口音。
“沈将军？我是白崇禧。“
“健生兄，“沈砚之用了白崇禧的字，“闸北的枪声，我听见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
“砚之兄，这是上峰的命令。工人纠察队有赤化嫌疑，必须清理。你我在一条战线上，不要节外生枝。“
“健生兄，我不管上峰的命令是什么。我只问你一件事——今天死的人里，有没有打过北洋军的？“
白崇禧没说话。
“汀泗桥有他们，武昌有他们，南昌有他们。“沈砚之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他们帮我们打开上海，现在你们用机枪打他们。健生兄，你睡得着吗？“
“砚之兄——“
“我只说一件事。我的防区，松江、嘉兴、金山，不抓人，不搜人，不放一兵一卒进去。谁要是带人进了我的地界，别怪我不客气。“
“砚之兄，你这是要跟总司令过不去？“
“总司令是谁，我说了不算。但我沈砚之的部队，只打欺压中国人的人。“沈砚之把电话挂了。
他坐在椅子上，窗外的枪声渐渐稀疏了。
不是停了，是换了个方向。从闸北移到了南市，从南市移到了浦东。像一把刀，在上海的版图上划来划去，所过之处，血流成河。
中午的时候，第一批人到了。
松江营区的电话打过来，李德山报告：“司令，来了三十七个人，有男有女，都带着伤。说是闸北跑出来的。我已经安排他们进了西营房，上了药。“
下午，又来了两批。一批十九人，一批二十三人。
晚上，总数到了一百零四人。
沈砚之坐在灯下，翻着李德山报上来的名单。名字密密麻麻，有的写着“工会干事“，有的写着“纠察队员“，有的只写了“工人“。年龄最小的十六岁，最大的五十三岁。
他翻到最后一页，停住了。
最后一个人的名字下面，备注栏写着四个字：
“林秋月。女。宣传员。无伤。“
林秋月。
沈砚之合上名单，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他想起第一次见到林秋月，是在南昌的女子师范学校。那是民国十四年，他率部路过南昌，学校请他去演讲。台下坐满了女学生，林秋月坐在第一排，手里拿着笔和本子，眼睛亮得像星星。
演讲结束后，她追出来，问他：“沈将军，女子也能革命吗？“
他说：“能。革命不分男女。“
她笑了，笑得很好看。
后来她果然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地下党，在北伐军里做宣传工作。沈砚之在南昌见过她几次，每次她都穿着一身蓝布学生装，头发剪得短短的，走路带风。
现在她就在他的营区里。
他拿起电话，拨到西营房。
“让林秋月来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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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秋月进来的时候，天已经全黑了。
她换了一身粗布衣裳，头发还是短的，脸上有一道擦伤，结了血痂。她站在门口，看见沈砚之，敬了个不太标准的军礼。
“沈将军。“
沈砚之放下笔，打量着她。
“伤怎么来的？“
“跑的时候摔的。“她摸了一下脸上的血痂，“不碍事。“
“其他人呢？“
“都安置了。李副官给了药，给了吃的。“她顿了一下，“沈将军，谢谢您。“
“谢什么。你们帮我们打天下，我们保你们一条命，天经地义。“
林秋月咬了一下嘴唇。
“沈将军，您知道外面现在什么样吗？“
“知道。“
“宝山路死了一百多人。总工会的人被绑到龙华，用铁丝穿了锁骨，一串一串的。汪寿华同志——“她的声音哽了一下，“汪同志的尸体在枫林桥边找到了，身上中了七刀。“
沈砚之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住了。
“七刀。“
“对。杜月笙的人干的。“林秋月抬起头，眼睛里没有泪，只有火，“沈将军，您是北伐名将，您手里有兵。您为什么不出手？“
沈砚之沉默了很久。
“秋月，“他开口了，声音很轻，“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一岁。“
“二十一岁。“沈砚之重复了一遍，“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在山海关外杀清兵，一刀一个，眼睛都不眨。后来我打袁世凯，打孙传芳，打了多少仗，死了多少兄弟。我以为打完了，中国就好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但今天我才知道，最难打的仗，不是对外，是对内。最难杀的人，不是敌人，是自己人。“
“那您就看着？“
“我不看着。“沈砚之转过身，“但我不能打。我一打，就是内战。一内战，北洋军就回来了。孙传芳还在山东，张作霖还在北京。他们巴不得我们自相残杀。“
“可他们已经动手了！“
“我知道。“沈砚之的声音沉了下去，“所以我保你们。能保多少保多少。但我要是举旗，就不是保几百人的事了——是整个北伐的成果，是南方革命的根基。“
林秋月没有再说话。她站在门口，灯光从背后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留下来吧。“沈砚之说，“在我这里，安全。等风头过了，再走。“
“我不走。“林秋月摇头，“我的同志还在上海。我不能躲在这里。“
“你去了也是送死。“
“送死也是死。躲着也是死。不如死得明白。“
沈砚之看着她。这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脸上还带着血痂，眼睛里却有一团火，烧得比窗外的黑烟还旺。
他想起了自己二十一岁的时候。
那时候他刚在山海关起义，浑身是血，站在城头上，看着清军的旗帜倒下去，以为天亮了。
现在他明白了，天亮之前，还有很长的夜。
“去吧。“他说，“但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活着。“
林秋月看着他，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她敬了个礼，转身走了。
脚步声沿着楼梯下去，消失在夜色里。
沈砚之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夜。上海的夜空被火光映成了暗红色，像一块烧焦的布。远处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像除夕夜的爆竹，但比爆竹冷，比爆竹硬，比爆竹多了一股血腥味。
他拿起桌上的信笺，那张写着“国事蜩螗，民命草芥“的纸。他翻过来，在背面写了一行字：
“若我死，葬我于山海关外，面朝北京。我要看着这座城，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大亮。“
写完，他把纸折好，放进抽屉最里面。
窗外，天快亮了。
但天亮之后，又是什么？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还要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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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十三日，天阴。
松江营区西侧的操场上，一百零四个人排成三列，穿着沈砚之部队配发的灰色单衣，脚上是新发的布鞋。李德山带着副官挨个登记，把名字写在一本蓝皮册子上，封面上盖着“东路军第二纵队松江留守处“的条戳。
册子第一页写着“随军眷属及民夫名册“，底下是密密麻麻的名字。周慎之排在第二位，化名“周顺生“，身份栏填的是“伙夫“。
沈砚之站在营房门口，看着操场上的人群。林秋月站在第三列末尾，短发被晨风吹得乱糟糟的，她没有回头看他。
赵长庚从营门外匆匆进来，压低声音：“司令，嘉兴那边来人了。二十六军的一个副官，带着白崇禧的手令，要进营区‘搜查**嫌疑犯‘。“
“手令拿来我看。“
赵长庚递过一张纸。白纸黑字，盖着第二十六军司令部的大印，内容是“据报有**分子潜入松江防区，着即协同搜查，不得有误“。
沈砚之把纸折起来，还给他。
“告诉他，营区可以搜，但只能他一个人进来，带的兵留在门外。搜的时候，我的副官全程跟着。搜不出人，他给我写收条，签字画押。“
“要是搜出来了呢？“
“搜不出来。“沈砚之看着他，“你去跟李德山说，把名册上的人分散到各营伙房、马厩、辎重队去。十分钟内换完位置，不留痕迹。“
赵长庚快步去了。
沈砚之走到操场边上，敲了敲一面铜锣。操场上的人全部转过头来。
“各位，“他声音不大，但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二十六军的人马上就到。你们现在分散到各营去帮忙，烧火的烧火，喂马的喂马，搬东西的搬东西。谁问起来，就说是从浙江来的民夫，跟部队走了半个月的。记住——不要扎堆，不要说话，不要抬头看人。“
人群散了。
林秋月经过他身边时，脚步顿了一下，嘴唇翕动，最终只说了一个字：“谢。“
沈砚之没应声。他看着她跟着一个老兵往马厩方向走，灰色单衣的背影很快淹没在营房之间的晨雾里。
半柱香后，营门外传来马蹄声。
一个穿黄呢军装的副官大步走进来，腰挎指挥刀，身后跟着四个卫兵。赵长庚拦在门口：“副官大人，沈将军说了，只准你一个人进。“
副官冷笑了一声：“白总指挥的手令，你拦得住？“
“拦不住。但沈将军说了，规矩就是规矩。“
副官瞪了他一眼，挥手让卫兵退到门外，自己大步走进营区。
沈砚之站在操场中央，看着他。
“沈将军好大的架子。“副官阴阳怪气地说，“白总指挥的手令，您就派个副官挡驾？“
“营区重地，非作战人员不得携带武器进入。这是军规，不是架子。“沈砚之指了指他腰间的指挥刀，“刀，留下。搜完再还你。“
副官脸涨成了猪肝色，但最终还是解下刀，扔给赵长庚。
搜查从西营房开始。床铺空了，脸盆空了，墙角堆着的草鞋也少了大半。副官翻了翻床板底下，拍了拍墙壁，没发现什么。
“人都哪去了？“他问。
“伙房做饭去了。“李德山站在旁边，手里端着茶碗，不紧不慢地说，“松江大营三千号人，一天三顿饭，没几百个帮厨的忙不过来。副官大人要查，咱去伙房查？“
副官又去了伙房。灶台前几个年轻人正在和面，手上全是面粉，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头干活。马厩里有人挑水，有人铡草。辎重队里有人扛麻袋，有人钉箱子。
每一张脸都是陌生的，每一双手都在干活。
副官搜了将近两个小时，从西营房到东营房，从伙房到马厩，从辎重队到医务室。最后站在营门口，脸色铁青。
“沈将军，今天算你硬气。但白总指挥说了，松江防区三天内要再查一遍。“
“随时恭候。“沈砚之拱了拱手，“送客。“
副官带着刀走了。
赵长庚吐出一口气：“司令，这回是糊弄过去了。下回呢？“
“下回再说下回的。“沈砚之看着营区深处升起的炊烟，“先让弟兄们吃上这顿饭。“
远处，林秋月在马厩里一锹一锹地往槽里添草料，动作利落，像干了一辈子。沈砚之收回目光，转身走进营房。
桌上的电话响了。
他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一个陌生的声音：“沈将军，我是程振邦。“
沈砚之的手一紧。
“振邦？你在武昌？“
“对。你的信我收到了。“程振邦的声音沙哑，带着长途电话的杂音，“砚之，你听我说——武汉这边也出事了。汪精卫在动摇，唐生智的部队已经开始清共了。我这边也撑不了多久。“
“你打算怎么办？“
“我打算带人去湖南。已经在搞农民运动了，那边有根基。“程振邦顿了一下，“砚之，你那边还能撑多久？“
沈砚之看着窗外。松江的天空阴沉沉的，像一块洗不干净的灰布。
“不知道。“他说，“能撑一天是一天。“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砚之。“
“嗯。“
“活着。“
“你也是。“
电话挂了。
沈砚之放下听筒，坐在椅子上。窗外传来开饭的号声，悠长而苍凉，在阴沉的天底下飘出去很远。
他翻开抽屉，拿出那张信笺，在“若我死“三个字下面，又添了一行：
“然不死，则必见天明。“
（第六百零二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