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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伦敦，天黑得很晚。
晚上九点，太阳才刚刚落下去，天边还剩一抹橘红色，像谁用刷子蘸了颜料，随意地抹了一道。
苏荷区的街道已经热闹起来了。酒吧、餐厅、夜店，一家挨着一家，霓虹灯亮起来，红的蓝的紫的，把整条街照得花花绿绿。
叶归根是被威廉叫出来的。
“来苏荷区，有个新开的酒吧，老板是意大利人，调酒一流。”
威廉在电话里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容拒绝的热情，“叫上你那个朋友，杨成龙，一起。”
叶归根本来不想去。他正在改坦桑尼亚的报告，改到第三稿，萨克斯教授还是不满意。
但他看了一眼窗外，伦敦难得的好天气，不出去好像对不起这个夏天。
他给杨成龙打了个电话。
“出来。苏荷区。威廉请客。”
“不去。我在看书。”
“看什么书？”
“农村发展学。第七章。”
“明天再看。今晚出来。”
“不去。”
“那我跟汉斯说你不去，他会天天问你为什么不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三秒。
“……我换件衣服。”
杨成龙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T恤和牛仔裤就来了。
叶归根也是一身休闲装，黑色的polo衫，深蓝色的休闲裤，脚上是一双干净的白色板鞋。
两个人站在一起，看起来就是两个普通的大学生。但如果有人仔细看，看叶归根手腕上那块表，看杨成龙脚上那双鞋的做工，就会知道，这两个人没那么普通。
只不过他们自己并不在意这些。
威廉订的位置在酒吧的二楼，一个半开放的包厢，能看到整个一楼的大厅。
包厢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有男有女，都是熟面孔，艾米丽、王浩然，还有几个上次聚会见过的人。
“来了！”威廉站起来，跟叶归根握了握手，又冲杨成龙点了点头，“坐。喝什么？”
“啤酒就行。”叶归根说。
“我也是。”杨成龙说。
威廉皱了皱眉。“来这种地方喝啤酒？算了，我帮你们点。”
他转头跟服务员说了几句意大利语，服务员点了点头，走了。
不一会儿，酒上来了。不是啤酒，是两杯颜色很漂亮的鸡尾酒，一杯深红，一杯淡金，杯口装饰着一片薄薄的橙皮和一颗樱桃。
“这叫NegroniSbagliato，”威廉说，“我的最爱。尝尝。”
叶归根端起来喝了一口。苦的，甜的，烈的，三种味道混在一起，有点冲，但后味很舒服。
“好喝。”他说。
杨成龙也喝了一口，点了点头。
几个人聊了起来。聊课程，聊报告，聊各自的暑假计划。
艾米丽要去摩洛哥，做一个关于女性手工业者的调研项目。
王浩然要回新加坡，在他爸的银行里实习。威廉要去法国南部，他家里在那里有一栋别墅。
“你呢？”威廉问叶归根。
“我可能去一趟肯尼亚。基金的那个小额信贷项目，到了年中评估的时候，我得亲自去看看。”
“肯尼亚？”威廉的眉毛挑了一下，“那个地方安全吗？”
“还行。我有人接应。”
威廉点了点头，没再问。他大概知道叶归根说的“有人接应”是什么意思——叶家在非洲的势力，他多少听说过一些。
气氛正好的时候，楼梯口传来一阵喧哗。
几个人走上来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个亚洲面孔的年轻人，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西装，里面是黑色的丝质衬衫，领口敞着两颗扣子，露出一条细细的金项链。
他身后跟着三四个人，有男有女，穿着打扮都很讲究。
叶归根认出了他。刘子轩。
刘子轩也看到了他们。他的目光在包厢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叶归根身上，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哟，叶大少爷。又见面了。”
叶归根点了点头。“刘公子。”
刘子轩走过来，站在包厢的入口处，双手插在口袋里，姿态懒洋洋的。
“怎么，今天没带你的非洲项目来聊？”他的语气里带着刺。
“还是说，今天要聊的是你在肯尼亚的小额信贷？几万美元的项目，也值得你亲自飞过去？”
包厢里安静了几秒。几个人的目光在叶归根和刘子轩之间来回转。
叶归根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慢悠悠地说：
“几万美元的项目，确实不大。但有人需要，我就去做。刘公子最近在忙什么？还是在帮你爸管那个棕榈油生意？”
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明显：你还在靠你爸，我已经自己做事了。
刘子轩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了。
“我帮我爸管生意怎么了？刘氏集团年营收两百亿美元，我管的是东南亚最大的棕榈油精炼厂。你呢？你的基金规模多大？两百万？三百万？”
“两百万。”叶归根说，语气很平静。
“两百万？”刘子轩笑了，声音很大，故意让周围的人都听见。
“两百万美元的项目，也值得你天天挂在嘴边？叶家好歹也是世界级的家族，怎么到你这一代，就变成做慈善的了？”
包厢里有人偷笑。
杨成龙坐在旁边，端着酒杯，一直没说话。
但他的手指在杯壁上轻轻敲了两下，这是他紧张时的习惯。
叶归根看了刘子轩一眼，眼神很平静，但杨成龙知道，这种平静下面，是火。
“刘公子，”叶归根说，“你知道我爷爷怎么说你爸吗？”
刘子轩愣了一下。“怎么说？”
“他说，刘氏集团的老板，是东南亚华人里最会做生意的人之一。他当年去印尼的时候，也是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但他敢闯，敢干，敢在别人都不敢去的地方扎根。三十年下来，才有了今天的刘氏集团。”
他顿了顿。
“但你爸敢去印尼的时候，是一九八几年。那时候印尼什么样？排华、政变、经济崩溃。你爸在那样的环境里扎下根来，靠的不是家里的钱，是自己的胆。”
刘子轩的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叶归根没给他机会。
“你现在穿的这件西装，阿玛尼的，对吧？你爸在你这个年纪，穿的是地摊上买的衬衫。”
“你现在喝的是三千块一瓶的香槟，你爸在你这个年纪，喝的是街边一块钱一瓶的啤酒。”
叶归根站起来，端着酒杯，走到刘子轩面前。
“你说我的基金小，两百万美元。对，确实小。但这钱不是我爷爷给的，是我自己赚的。”
“北非那个项目，去年亏损，今年开始盈利了。肯尼亚那个项目，年化回报12%。不大，但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了该花的地方。”
他看着刘子轩的眼睛。
“刘公子，你帮你爸管那个精炼厂，管了多久了？三年？五年？你给我说说，那个厂的利润率是多少？员工有多少？市场占有率是多少？”
刘子轩的脸涨红了。“这些数据是商业机密……”
“你不知道。”叶归根替他说完了。“你爸让你管那个厂，是因为你是他儿子，不是因为你懂。你坐在那个位置上，是因为你姓刘，不是因为你行。”
酒吧里彻底安静了。连楼下的音乐声都显得遥远了。
刘子轩的脸色从红变白，又从白变青。他攥紧了拳头，指节发白。
“叶归根，”他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你别太过份。”
“我过分？”叶归根笑了，但笑容里没有温度。
“是你先找事的。上次在聚会上，你说投非洲农业的人是傻子。今天你又来，说我做的是慈善。刘子轩，你是不是觉得，叶家的人好欺负？”
刘子轩没有说话。他身后的几个人也安静了，没有人敢出声。
“我告诉你，”叶归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
“叶家的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你觉得你刘家有钱？是，有钱。但你爸见到我爷爷，得叫一声‘叶哥’。你爸欠我爷爷的人情，够还三辈子。”
他端起酒杯，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
“今天这杯酒，算我请你的。下次见面，客气点。”
他把酒杯放在桌上，转身走了。
杨成龙跟上来。两个人一前一后下了楼，走出酒吧。身后，威廉和艾米丽面面相觑，王浩然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摇了摇头。
“刘子轩这个人，”王浩然说，“不长记性。”
走出酒吧，苏荷区的夜风迎面吹来，带着一股烧烤和香水混在一起的味道。
叶归根站在街边，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吐出来。
“爽了。”他说。
杨成龙看着他。“你刚才太冲了。”
“我知道。但我不后悔。”叶归根把手插进口袋里，沿着街慢慢走，“刘子轩那个人，你不怼他一次，他会一直来。今天怼完了，以后就清净了。”
“你爷爷不是说了吗？‘让三步’。”
“三步走完了。”叶归根说：
“第一次在聚会上，我让了。第二次在课堂上，他又阴阳怪气。今天是第三次。三步之后，该亮拳头了。”
杨成龙没说话。他知道叶归根说得对。
两个人沿着街走了一段。苏荷区的夜晚很热闹，到处都是人。
有穿着西装刚下班的上班族，有打扮时髦的年轻男女，有推着自行车的外卖员，有蹲在墙角弹吉他的街头艺人。
“你知道吗，”叶归根突然说，“我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我爷爷。”
“想他什么？”
“想他年轻时候的事。他刚创业的时候，也是被人看不起。一个从军垦城出来的小子，什么都没有，谁也不认识。”
他去谈生意，人家看他的穿着打扮，连门都不让进。但他不服。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硬是靠着一股子倔劲儿，把生意做起来了。”
叶归根停下来，看着街对面的霓虹灯。
“我爷爷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本事，不是做生意，是不服。别人说他不行，他就非要做给他看。”
杨成龙点了点头。“你爷爷是个厉害的人。”
“你爷爷也是。”叶归根说，“你爷爷那个人，看着粗，其实心细得很。他捐钱让你来UCL，不是因为你不行，是因为他不想让你走弯路。”
杨成龙沉默了一会儿。
“我知道。”他说，“所以我不会让他失望。”
两个人继续往前走。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红灯亮了，他们停下来等。
“归根，”杨成龙说，“你刚才说刘子轩他爸欠你爷爷的人情。怎么回事？”
叶归根想了想。“具体的不太清楚。好像是九几年的时候，刘子轩他爸在印尼遇到了一次排华风波，生意差点垮了。”
“是我爷爷帮了他一把，给他介绍了几个买家，把他的棕榈油卖出去了。”
“所以你爷爷帮过他。”
“对。但他爸是个人物，知道感恩。每次来华夏，都要去军垦城看我爷爷。倒是他儿子，不知天高地厚。”
绿灯亮了，两个人过了马路。
“归根，”杨成龙说，“你刚才说那些话的时候，我紧张了。”
“紧张什么？”
“怕你跟他打起来。”
叶归根笑了。“打起来？不至于。刘子轩那个人，嘴硬，胆子小。他不敢动手的。”
“你怎么知道？”
“因为真正有胆的人，不会在酒吧里找茬。他会把事情做在暗处，让你不知不觉就输了。刘子轩没那个脑子。”
杨成龙看了他一眼。“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人了？”
“大概是来了伦敦之后。”叶归根说，“这里的人太复杂了，不学不行。”
两个人走到一个地铁站入口，停下来。
“回去了？”杨成龙问。
“嗯。明天还要改报告。”
叶归根正要下楼梯，手机响了。是威廉发来的消息。
“叶，刚才的事，我替刘子轩道个歉。他喝多了，嘴没把门的。你别往心里去。”
叶归根回了一条。“没事。我不跟他计较。”
威廉又回了一条。“不过你刚才那番话，说得太狠了。刘子轩的脸都绿了。估计以后见到你，得绕道走。”
叶归根笑了一下，把手机收起来。
“走，”他对杨成龙说，“坐地铁回去。”
两个人下了楼梯，刷卡进站。站台上人不多，几盏日光灯发出嗡嗡的声响，照得整个站台惨白一片。
“归根，”杨成龙靠在柱子上，说，“你说，我们以后会不会也变成那样？像刘子轩那样，仗着家里的钱，到处欺负人？”
叶归根想了想。
“不会。”他说，“因为我们吃过苦。”
“我们吃过什么苦？”
“不是那种苦。”叶归根说，“是见过吃苦的人。见过我爷爷年轻时候的样子，见过你爷爷每天五点起来做早饭的样子，见过哈布力大爷赶了三天羊来送人的样子。见过这些，就不会变成那样。”
杨成龙点了点头。
远处传来地铁的声音，轰隆隆的，越来越近。隧道里的风先到了，呼呼地吹过来，带着一股铁锈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道。
地铁进站了。车门打开，两个人走进去。
车厢里人不多，有几个空座。叶归根坐下来，杨成龙坐在他旁边。
地铁开动了。窗外的隧道一片漆黑，偶尔闪过一盏灯。
“成龙，”叶归根说，“你说，刘子轩今天晚上回去，会干什么？”
杨成龙想了想。“大概会给他爸打电话。”
“打就打呗。”叶归根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他爸要是知道今天的事，大概会骂他，不是骂我。”
“为什么？”
“因为他爸懂。一个知道从零开始的人，不会看不起另一个从零开始的人。哪怕那个‘零’是两百万美元，那也是从零开始的。”
杨成龙没说话。他看着窗外的黑暗，想着叶归根说的那些话。
两百万美元，在刘子轩眼里不算什么。但在北非那个村子里，两百万美元意味着电、意味着水、意味着孩子能上学、老人能看病。
这个道理，刘子轩不懂。但他爸懂。
地铁在隧道里轰隆隆地开着，带着两个年轻人，穿过伦敦的地底，往宿舍的方向去。
叶归根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伊丽莎白。
“你在哪？”
“地铁上。刚跟朋友喝完酒。”
“喝多了？”
“没有。”
“那你回来的时候，顺便帮我带一包薯片。我在你宿舍等你。”
叶归根愣了一下。“你怎么在我宿舍？”
“我想你了。不行吗？”
叶归根笑了。“行。什么口味的？”
“盐醋味的。”
“那玩意儿能吃吗？”
“你管我。”
“行。盐醋味。”
他挂了电话，发现杨成龙正看着他。
“伊丽莎白？”
“嗯。她在我宿舍等我。”
杨成龙没说话，但嘴角翘了一下。
“笑什么？”叶归根问。
“没什么。就是觉得，你的日子过得挺丰富的。”
叶归根也笑了。“还行吧。”
地铁到站了。两个人走出车厢，上了楼梯，出了地铁站。
伦敦的夜风吹过来，带着一丝凉意。路灯橘黄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反射出一片柔和的光。
两个人并排走着，影子拖在后面，一长一短。
“归根，”杨成龙说，“明天还去图书馆吗？”
“去。报告还没改完呢。”
“那明天见。”
“明天见。”
两个人在岔路口分开。叶归根拐进一条小巷，去便利店买薯片。杨成龙继续往前走，回自己的宿舍。
杨成龙走了几步，回过头看了一眼。叶归根的背影消失在便利店的玻璃门后面，灯光照出来，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
他笑了一下，转过身，继续走。
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把路照得很亮。伦敦的夜，安静下来了。
七月中旬，叶归根去了肯尼亚。
他没坐头等舱，也没坐商务舱，坐的是经济舱。伊丽莎白说要给他升舱，他拒绝了。
“又不是去度假，升什么舱。”
伊丽莎白看了他一眼，没说话。她知道叶归根在某些事情上有自己的坚持。
不是那种刻意的、做给别人看的坚持，而是骨子里的。他爷爷教他的那些东西，已经长在他身上了。
内罗毕的机场不大，但很热闹。叶归根拖着行李箱走出来，一眼就看到了接机口举着牌子的姆贝基。
姆贝基是萨克斯教授的朋友，肯尼亚农村金融专家，五十多岁，瘦高个，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但每句话都很有分量。
“叶先生，”姆贝基伸出手，跟他握了握，“欢迎回到非洲。”
“叫我归根就行。”
“好，归根。”姆贝基笑了笑，“萨克斯教授跟我提过你，说你是他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
“他过奖了。”
两个人走出机场，上了一辆旧丰田越野车。姆贝基开车，叶归根坐在副驾驶上。
车子开出内罗毕市区，往北走。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了乡村，从柏油路变成了红土路。
两边的房子越来越矮，越来越破，从砖房变成了铁皮棚子，从铁皮棚子变成了泥巴墙。
“你的项目在马查科斯县，”姆贝基说：
“距离内罗毕大概两个小时车程。一个叫基图伊的小村子。三百二十户人家，主要种玉米和豆子。你投的那个小额信贷项目，去年十月启动，到现在九个月了。”
“效果怎么样？”
姆贝基想了想。“有好有坏。好的是，参与项目的农户，平均收入增长了15%。坏的是，覆盖率不够。三百二十户，只有六十户参与了。很多人还在观望。”
“为什么？”
“信任问题。”姆贝基说，“这个村子的人，以前被NGO骗过。几年前有一个国际援助组织来村里，说给每家发两头牛，条件是参加他们的培训。”
“培训完了，牛没发。后来那个组织的人跑了，牛也没了。从那以后，村里人对任何外来项目都持怀疑态度。”
叶归根沉默了。
“所以，”姆贝基说，“你的项目要在这个村子里成功，第一件事不是放款，是建立信任。”
“怎么建立？”
姆贝基看了他一眼。“你心里已经有答案了。”
叶归根没说话。他想起了杨成龙在课堂上说的那句话：“蹲下来，跟他们坐在一起。”
车子开了一个半小时，到了基图伊村。
村子不大，几十间泥巴房子散落在红土坡上，屋顶是铁皮或者茅草。
村口有一棵巨大的猴面包树，树干粗得三四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像一把大伞，遮出一大片阴凉。
几个孩子在树下玩耍，看到车子开过来，围了上来。他们光着脚，穿着破旧的衣服，但眼睛很亮，笑容很干净。
叶归根下了车，从包里掏出一把糖果，他特意在伦敦买的——分给孩子们。孩子们接过糖果，笑着跑开了。
村长叫约瑟夫，六十多岁，一个瘦削的黑人老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脚上是一双破旧的皮鞋。
他走过来，跟姆贝基握了握手，然后看着叶归根。
“你就是那个华夏人？”他用斯瓦希里语说，姆贝基在旁边翻译。
“是的。我叫叶归根。”
约瑟夫打量了他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
“进来吧。”
他带着叶归根和姆贝基走进村子。村子里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在地里干活。
偶尔能看到几个老人在家门口坐着，或者几个妇女在井边打水。
约瑟夫带着他们走到一间稍大的泥房子前面，推开门。里面是一间简陋的办公室，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个书架。
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照片，是肯尼亚第一任总统肯雅塔。
“坐吧。”约瑟夫说。
三个人坐下来。一个妇女端进来三杯茶，是用铁皮杯子装的，茶很浓，加了很多糖。
“你的项目，”约瑟夫说，“姆贝基跟我讲过。小额信贷，每户最高能贷五万肯尼亚先令，年利率8%，用途不限。九个月了，只有六十户参与。”
“我知道。”叶归根说，“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您怎么说。为什么其他人不参与？”
约瑟夫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不相信。”他说，“以前来过很多人，都是白人，穿得很好，开很好的车。”
“他们说会帮我们，但走了之后就不回来了。钱？东西？什么都没留下。”
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你的项目，钱是借出去了。六十户，有人买了种子，有人买了羊，有人做了一点小生意。”
“但其他人还在看。他们在看，这六十户是不是真的能赚到钱。如果能，他们就会跟上来。如果不能，他们就会说：‘看吧，又是一个骗局。’”
叶归根点了点头。
“约瑟夫村长，”他说，“我今天来，不是来检查的。我是来听的。我想听听您和村民们的想法。你们觉得，这个村子最需要的是什么？”
约瑟夫看着他，眼神里有一丝意外。
“你想听我们的想法？”
“对。”
约瑟夫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外面的村子。
“最需要的，”他说，“是一个证明。”
“什么证明？”
“证明有人是真的关心我们。不是来了就走，不是给了钱就跑。是留下来，跟我们在一起。”
叶归根站起来，走到他身边。
“我这次来，会待三天。我想跟每一户人家都聊聊。可以吗？”
约瑟夫转过头，看着他。看了很久。
“可以。”他说。
接下来的三天，叶归根在基图伊村待了三天。
他走了六十户参与项目的人家，也走了二十户没参与的人家。
他坐在泥房子前面，喝着加了太多糖的茶，听每个人讲自己的故事。
有一个女人，叫玛丽，三十出头，丈夫死了，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
她贷了三万先令，买了两只山羊。山羊生了小羊，她卖了两只，赚了钱，给孩子交了学费。
“如果没有这笔钱，”玛丽说，“我的大儿子就上不了学了。”
有一个年轻人，叫詹姆斯，二十出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他贷了五万先令，买了一辆二手摩托车，在村里跑运输。
从村里到镇上，一个人收一百先令，一天能跑两三趟。
“我现在一个月能赚两万先令，”詹姆斯说，“比在镇上打工强。”
也有没参与的人。
有一个老人，叫姆瓦伊，七十多岁，一辈子种地。他坐在家门口，看着远处的田野，慢悠悠地说：
“我不借钱。我这一辈子，没欠过别人的钱。死了也不欠。”
叶归根没有劝他。他只是坐在旁边，听他说了一个小时的话。
说他的年轻时候，说他种过的地，说他养过的牛，说他死去的妻子。
第三天下午，叶归根坐在猴面包树下，跟约瑟夫村长聊天。
“村长，”他说，“我想做一个事。在村里建一个合作社。不是我来管，是你们自己管。我出启动资金，你们自己选理事会，自己决定钱怎么用。”
约瑟夫看着他。“什么条件？”
“只有一个条件：合作社的利润，20%留作运营资金，30%分给社员，50%用在村里的公共事业上。修路、打井、建学校，你们自己决定。”
约瑟夫沉默了很久。
“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他问，“你不是肯尼亚人，你不是非洲人。你为什么要帮我们？”
叶归根想了想。
“因为我爷爷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说，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是做多少事。做多少事，不是看做了多大的事，是看做了多少人的事。”
他看着约瑟夫。
“我不觉得我是在帮你们。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件，我该做的事。”
约瑟夫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伸出手。
“合作愉快。”
叶归根握住了他的手。
第四天早上，叶归根离开了基图伊村。
车子开动的时候，他从后视镜里看到，约瑟夫村长站在猴面包树下，朝他挥手。
孩子们追着车子跑了一段，喊着“China!China!”。
叶归根把车窗摇下来，朝他们挥手。
“回去吧！”他喊着，“回去吧！”
孩子们停下来，站在红土路上，看着车子越开越远。
姆贝基开着车，沉默了很久。
“归根，”他终于开口，“你刚才说的那个合作社的模式，跟萨克斯教授课上讲的，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
“利润分配。20%留作运营，30%分给社员，50%用在公共事业。这个比例，社员能接受吗？他们会不会觉得，自己拿的太少？”
叶归根想了想。
“我觉得能。”他说，“因为这个村子的问题是信任，不是钱。如果合作社的钱都分掉了，村子还是老样子。路还是烂的，井还是没水的，学校还是破的。”
“村民看不到变化，就不会相信这个合作社是真的为他们好。但如果他们看到，合作社赚的钱，有一部分用在了村子的公共事业上。”
“路修好了，井打好了，学校翻新了，他们就会相信。”
他顿了顿。
“而且，这50%不是白花的。路修好了，农产品能运出去了。井打好了，种地能增产了。”
“学校翻新了，孩子能受教育了。这些事做好了，大家的日子都会好过。到时候分到每个人手里的钱，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姆贝基沉默了一会儿。
“你才十九岁。”他说。
“对。”
“你说话的样子，像四十岁。”
叶归根笑了。“大概是跟我爷爷学的。”
姆贝基也笑了。
车子在红土路上颠簸着，扬起一片红色的尘土。窗外的风景从村庄变成了草原，从草原变成了稀树草原。
远处的地平线上，几棵金合欢树孤零零地站着，像一把把撑开的伞。
“姆贝基，”叶归根说，“你觉得这个合作社，能成吗？”
姆贝基想了想。
“能。”他说，“因为你做对了一件事。”
“什么事？”
“你蹲下来了。”
叶归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他想起了杨成龙。想起了他在课堂上说的那句话：“蹲下来，跟他们坐在一起。”
车子开进了内罗毕市区。街道上的行人多了起来，摩托车在车流中穿梭，小贩在路边叫卖。热热闹闹的，乱糟糟的，但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直接去机场？”姆贝基问。
“去机场。”
叶归根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三天的时间，他走了八十户人家，听了八十个故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希望。
他想起了法蒂玛。想起了北非那个村庄里的女孩，现在在A国培训，学新能源管理。他给她发了一条消息，但还没收到回复。
手机响了。是法蒂玛。
“叶先生，我收到您的消息了。我在A国学了很多东西。光伏板的维护、电池的保养、逆变器的检修。我下个月就回去了。我要把学到的东西，教给村里的人。”
叶归根看着那行字，笑了。
他回了一条。“好。等你回去，我来看你。”
手机收起来。车子到了机场。
叶归根下了车，跟姆贝基握了握手。
“谢谢你，”他说，“这三天，让我学到了很多。”
“不用谢。”姆贝基说，“你做的这些事，比一百篇报告都有意义。”
叶归根笑了笑，转身走进机场。
内罗毕的机场不大，但很热闹。候机厅里挤满了人，有穿西装的商人，有背包的游客，有带着大包小包的回乡人。叶归根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掏出手机，给杨成龙发了一条消息。
“在肯尼亚待了三天。走了八十户人家。学到了很多东西。回去跟你细说。”
回复来得很快。“好。路上注意安全。”
叶归根把手机收起来，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耳边是嘈杂的人声、广播声、行李箱轮子滚动的声音。但他心里很安静。
他想起了约瑟夫村长的话：“最需要的，是一个证明。”
证明有人是真的关心他们。
他想起了叶雨泽的话：“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不是赚多少钱，是做多少事。”
做多少事，不是看做了多大的事，是看做了多少人的事。
他睁开眼睛，看着候机厅里来来往往的人。
每个人都在赶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地。
而他的目的地，还很远。
但他不着急。
路还长，慢慢走。
（未完待续）(本章完)